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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GDP75转型考验与路径0

发布时间:2020-10-17 01:44:09 阅读: 来源:鱼饵厂家

GDP“7.5”:转型考验与路径

《21世纪》: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的动因?此次下调更多的是顺应客观趋势,还是主动放缓?  王建:长期以来,政府都是根据经济的客观走向来制定增长目标。按照完成的情况来看,实际的数据会比较高,规划做得都比实际要低,比如“十一五”规划中,我们定的GDP年平均增速为7.5%的速度,最后完成的是年平均11.2%的GDP增速。而“十二五”规划中规定的速度,是年平均增速7%。所以现在调到7.5%,也是和“十二五”规定的速度相符合。当然,经济增长目标从“保八”降为7.5%,也是基于对当前经济走向的判断,现在整个经济增长在放缓,各种结构性矛盾也在凸显,改革和调整呼声日益高涨。一直以来,我个人坚持认为,如果真的进行了结构调整和必要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保持一个高速度。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忽略了长期调整的目标,现在不能再贻误调整和改革的时机了。  屈宏斌:GDP目标降至7.5%,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欧债危机仍在日益恶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均在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必然下滑,今年出口可能会降至个位数,在10%以下,这几乎已成定局。  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继续保持前几年那样高的增长目标,如9%-10%,就意味着国内需求必须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但众所周知,消费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太大,若要达成这一目标,反弹的唯一领域就是投资,但在经历了上一轮两年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以后,再来一次明显反弹,是不利于结构调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将GDP目标稍微降低一些,符合短期的经济形势,也有利于防止过分追求高增长目标而导致的结构恶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保持增长的同时能否优化经济结构,这是GDP增长质量的一个实际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目标定得低一点,就不需要加大投资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来弥补外需不足。提高质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此大家都有共识,我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未来经济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存在国有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行业应进一步向民间开放,激发民间的参与度和活力;回归公共性财政,政府只提供公共产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参与。短期内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政策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深化改革,进而达到调结构的目标。  《21世纪》:今年的宏观经济和财政金融领域面临哪些内外考验?如何应对?  王建:导致今年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原因是国际危机没有过去。过去经济增长是由外需拉着向上走的,现在外需萎缩了,想要释放内需来替代,但又没有任何大的改革和调整动作,所以当外需持续往下掉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就持续跟着往下掉,这就是目前面临的大趋势,这个趋势今明两年很难改变。我在2010年已作出了2011-2013年中国经济会连续三年下行的判断。但是,如果说经济减速会多严重,我也并不这么认为。我之前提出过,2011-2013三年的GDP将会是9%、8%、7%。去年已经是9%了;今年人们比较认同8%,当然也不能排除今年三四季度会掉到7%,这也是有可能的;明年会掉到7%。如果真是9%、8%、7%的走势,是平稳回落,没有硬着陆,世界经济在缓慢收缩,国内经济逐渐减缓,这仍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目前看来,美国经济的走向将是一个大“L”形,现在已经到底了,好也好不起来,但也不会再像2008年次贷危机时那样糟糕。美国现在很可能跟日本泡沫破裂之后的情况一样,经济一直下行,行到底之后长期陷入长期低迷。再看欧洲,欧洲还在加大力度整合,加快统一的步伐。德国正在迫使南欧的债务国进入宏观紧缩,包括德国本身也在缩减赤字,整个欧洲都在进行宏观紧缩。当然,这种紧缩政策的推行是有序的、可控的,不会造成危机的局面。所以,今年欧美经济的收缩,将继续导致对中国进口需求的收缩。2010年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为两个百分点,去年为-0.8%,估计今年会继续收缩一个百分点,这也就几乎到底了。总之,欧美经济仍在触底的过程中,但并不是自由落体式的猛烈下滑。因此,中国经济虽然下滑,但是也是有限度的,不是一个失控的局面。  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风险之一是通胀,现在比较有利的因素是去年农业的大丰收,将会压低今年农产品价格。但今年也不是没有一点隐忧,这几年西南地区干旱很厉害,去年丰收主要是靠北方、靠东北。去年入冬至今春,东北地区一直干旱少雪。所以,今年东北的墒情会不太好,夏粮、秋粮的形势还不确定。另外,劳工成本的上升持续了一段时间,今年有些缓和的迹象。输入型通胀也有回头的趋势,国际炒家的牟利方式就是制造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所以通胀的走向还要再观察,如果气候不好,有可能破5%;如果气候好,农业年景不错的话,今年能够控制在4%上下。  另外一个风险是失业问题,但现在实际上普通劳动力面临短缺,所以不会出现大批劳动者失业的情况。现在就业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每年有100多万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经济增长放缓后,对这部分人群的就业吸收能力更差,但对于普遍劳动者来说,经济下滑还不至于出现比较明显的失业。现在沿海地区经济已经下滑了,出口需求已经减少了,但招工难问题还存在。所以,失业问题在今年不会特别突出。  宏观政策再抉择  《21世纪》:2月24日起,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央票已经连续9周停发。这是否是货币政策周期性放松的开始?货币政策应如何配合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放缓的节奏?  王建:现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初见成效,今年不太可能完全放松房地产调控。而且,即便房地产政策再放松,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也要到明年才能显现。今年的目标是只要保7.5%就够了,不需要追求太高的速度。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之后,不会要有太多的新项目开工,投资也不会大举扩张。今年最主要的放松应该  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即贷款松动一些。今年开始,地方债进入到还款高峰期,地方负了那么大的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资金来源,房地产方面的收入也减少,拿什么还贷呢?从这方面考虑,也需要有一部分新增贷款投放,给他们用作资金的周转。  屈宏斌:货币政策从去年11月份以来,已进入周期性放松阶段,包括央行也在它的四季度货币执行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去年10月份以来政策已出现微调。去年通胀是经济的主要风险,经济过热、通胀,货币信贷超速增长,均需要我们采取紧缩政策,使货币增速回归常态,来为经济降温。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甚至出现了超调的苗头,货币增速单看M1的话,已远远低于正常水平。因此,货币政策不仅使通胀得到了遏制,与此同时经济下行的风险也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出现了拐点。  未来如何防止超调的情况?我认为还是要对形势变化做出更为准确、更有预见性的判断。2012年的形势如何?随着欧债危机的恶化,欧洲实体经济进入衰退期已是定局;美国的经济数据比预期要好,但相对前两年增长还是有所放缓;各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也在放缓,中国的出口可能降至10%以下。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适当放松,而为了防止出现超调,又必须把握好将经济增长目标稳定在8%左右,而不是出现一个V字形反弹。因此,我们首先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在调节方式上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及时调整,才能保证既不会调整不到位,又能避免超调。  转型与变革之机  《21世纪》: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温总理在报告中说“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城市化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和机遇?从城市化及人口发展趋势的角度,如何认识转型的紧迫性和改革动力?  屈宏斌: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一些国家在进入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时,城市化率一直持续接近80%;虽然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仍只能说我们的城市化还处于中级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的城市化还有空间,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使其更有效率,令更多人受益。城市化需要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如土地转让问题需要解决,从而使更多的人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收益。其次,如何将城市化做实,众所周知在中国50%的城市化水平下,有接近2亿的农民工,他们进城以后工作在城市,但并没有真正安居乐业,这样的城市化只是半拉子工程,因此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王建:去年的统计数字公布以后,城镇人口首次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似乎是城市化有很大进步。但是,在统计的城市人口当中,其中有一半是外来农民工,以及镇改区、县改区划进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新世纪以来,我们实际城市化率,每年仅以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上升,这样的速度没有什么可自豪的。现在真实的城市化率,仅计算城市常住户籍人口,仅达到30%多。对一个年人均GDP即将达到5000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城市化率太低了。再过20年,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目标是2万美元,城市化率再以每年一个点的速度上去,也只有50几个百分点,现在世界人均GDP2000美元的国家中很多都已经达到55%的城市化率。如果我们解决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一结构矛盾,中国经济保持9%的增速是没有问题的。未来还会有几亿农村人口要进城,一个农民进城后,他的个人消费会成倍增加,内需不就起来了吗?现在我们的需求被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压住了,无法充分释放。  《21世纪》:近年来,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结构问题被反复强调,如何看待当前形势对于结构调整的影响?  屈宏斌:当前形势对于结构调整有利有弊: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内需平衡和纠正外贸失衡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顺差占GDP比重从过去的7%左右,回落至目前的不到2%,已进入基本均衡的区间。当然,这也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一是外需放缓,二是出台了刺激内需的政策,也包括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多种政策叠加在一起取得的进展。  另一方面,在危机中,为了稳定增长、避免硬着陆,我们在刺激内需时过分强调投资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长期来说,这对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利的。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因此,今后还需要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考虑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何刺激消费和民间投资。以基建投资为例,并不见得非要由政府来包办,也可以考虑让民间资本参与,特别是一些有商业价值、盈利的领域,都可以放开,甚至政府拿出一部分贴息,来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21世纪》:近年来,由于改革和转型的放缓,“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争议。为促进改革“破冰”、走出“转型陷阱”,下一阶段的改革路径应如何优化?  王建:改革至今,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现在盘根错节,使得改革的局面益发复杂,难有大的动作。现在改革的呼声很强烈,改革的“破冰”关键取决于决策层的改革决心,同时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人物来推动改革。  屈宏斌:我认为问题并不出在“渐进式改革”的模式上,而是近年来改革已经趋于停滞,现在需要重新启动改革。目前“国进民退”的形势,已经偏离了过去30年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需要采取政策加以纠正。同时,政府职能应加快转变,更多地为市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减少对经济的微观干预。此外,在金融领域,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已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加快推行利率市场化、汇率、银行体系和融资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只有通过推动改革,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才能不断释放,增长前景才可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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