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流动但不能流失话语权

图片说明：农民工代表朱雪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

半月谈网记者 谭剑 傅丕毅 舒继华 吴俊

高涨的权利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人”的鲜明特征。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主动参与政治表达和社会管理，在城市里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活动。他们不再逆来顺受的群体特征，使许多人担忧其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但对一个主动寻求向上流动的社会群体，正确的做法是用前瞻的视野评判他们的未来，用平等的眼光去理解他们的要求，用积极的行动来促使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里的“政治明星”

广东安道集团办公室主任魏小明，1982年生于四川。2008年，魏小明当选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80后最年轻农民工人大代表身份使她成为广东的“政治明星”。

2002年8月，中专毕业的魏小明来到深圳，跑了2个月人才市场，最后在老乡的介绍下进了一个塑胶工厂做一线普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与高温相伴，车间没有空调，汗水如洗，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魏小明没有放弃，工作之余还坚持看书和学习函授大专。当选人大代表让她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工作之余，魏小明会走进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倾听农民工朋友的诉求，切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使魏小明在人大会议上屡屡为农民工群体权利鼓与呼。谈起这几年在人大履行职责的经历，她说：“第一年，我关心的是社保转接问题。第二年，我的议案是为外来女工购买生育保险。因为在深圳，对于持有深圳户籍的女性而言，她们在生育后的有关费用是可以报销的，非深户则不行。2009年4月，这个议案被深圳市采纳，所有外来女性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第三年，我又呼吁将农民工职业病纳入工伤保险范畴。”

魏小明认为，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农民工维权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不必偏激地以暴制暴。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过去普遍有所增强，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敢于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法律意识更强，不会逆来顺受，一样可以向老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安道集团80后女工何雪青举例说：“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增多了，负担也比过去重，在春节前，我就和公司领导提出要加工资，这是我应得的报酬。领导虽然是我们的上级，但在工作中我们是合作的关系，不是强制命令。”

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今年将自己的调研重点放在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上。康厚明在两会提交的议案，就是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可持续较快增长。

谨防话语权“悬空”

浙江义乌市是全国最先探索农民工参选人大代表的城市。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参与权、表达权、选举权的诉求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曾经担任过义乌市人大代表的农民工邓如如说：“一方面农民工的政治权利诉求越来越高涨，另一方面在许多地区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实现不多。政府应该像保障农民工经济权利一样，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

农民工政治权利的落实在制度上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义乌市人大副主任楼林禄说，一是代表名额分配难，二是选民资格认定难，三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加了选举成本。

湖南省社科院人口所一项针对湘、粤两省农民工群体的问卷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的关注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在调查的1256名农民工中，对国家大事表示“关注”和“非常关注”的占74.7%。但同时，只有21.6%的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农民工仅占5%。

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邓秀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深深地烙上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印迹，政治权利实际上容易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工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而城市尽管与农民工利益有着直接关联，但由于制度安排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

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所长认为，既无法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由于农民工缺乏话语权，许多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时很少考虑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意愿，也导致农民工群体对政治的疏离感，加剧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

记者调查中发现，缺乏组织依托是阻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针对湘、粤两地农民工的专项调查表明，只有21.5%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工所在单位或社区成立工会的比例只有16.2%，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几乎没有；75.6%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打工地组织，参加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农民工也仅占12.9%。在仅有的少数能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中，能发挥作用的很少。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林来梵教授说：“绝大多数农民工有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热情，但这种热情目前没有得到更有效的释放。一个群体如果长期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游离于政治制度外，合理的政治诉求得不到表达和重视，是很令人担忧的。”

积极探索从政治上引导、团结、凝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尽快建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实现机制，建立农民工维权组织！”今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原副主席左焕琛在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强烈呼吁赢得现场一片掌声。

邓秀华建议，纠正社会偏见，消除歧视，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良性发展，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同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享有话语权，多提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听证会、农民工工会等，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格局，使农民工能与资方平等沟通和谈判。

2009年11月，四川遂宁市政府发布公告，拟从遂宁籍外出务工及返乡创业优秀农民工中公选3名副科级领导干部。目前，全国首批农民工科级干部即将走马上任。面试考官、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李羚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我们党面对全国过亿、还将继续壮大的新群体，如何从政治上引导、团结、凝聚他们的重要探索。”

一些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如果没有养老、医疗、就业、上学等制度保障，在没有资本，也没有多少“知本”的情况下，很可能成为社会稳定隐患，这一问题是涉及未来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一大问题。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并不能全面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过度渲染负面评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形象十分有害。毕竟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庞大群体。他们是宝贵的人力资本，更是推动中国改革前进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出现和冲击，是中国城市化的产物，同时提醒着城市化的缺陷和空白。善待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将使未来“城市化中国”更显海纳百川的气度，更见以人为本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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